Published On: 周一, 2月 3rd, 2014

伍晓鹰: “4万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中国整体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在过去30年远不如处在相似阶段的日韩和台湾地区,其中,表现最好的时期是1992年—2001年,2001年—2007年次之,2008年—2010年最差。

伍晓鹰,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及TCB中国中心研究部主任在其发表于《比较》69辑上的“测算和解读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文中提出如上观点。

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即无法用资本和劳动投入来解释的产出余值,由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因此又称索洛余值。TFP通常被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宏观总量概念,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包括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是一般的效率提高。

伍晓鹰的测算使用了以索洛理论为基础的核算增长因素的指数方法,不涉及对TFP中效率和技术因素的进一步分解问题。

伍晓鹰将中国21个行业按照各自在产业链中的性质分别组成了三个工业分部门:能源工业、基础材料工业和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其中,能源工业包括煤炭开采、石油及天然气、炼油炼焦及核能以及电力热力和煤气共4个行业;基础材料工业包括金属矿、非金属矿、纺织、造纸、化工原料、建筑材料以及金属冶炼和压延共7个行业;成品和半成品制造业包括食品、服装、皮革、橡胶和塑料、金属制品、通用和专用设备、电器设备、电子通信设备、仪器仪表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10个行业。

根据伍晓鹰的测算,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整体工业的TFP年增长率只有1.2%,,在日本类似发展阶段上,即1950年—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在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方面的速度几乎是中国的4倍。在同样发展阶段上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即1970年——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他们制造业的TFP年增长率分别达到了3%和1.7%,而中国的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在1992年—本世纪10年代的TFP只有1%。

分阶段来看,伍晓鹰的研究发现,1980年—1991年的工业改革初期,整体工业的TFP的表现是恶化的,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其中,能源工业和基础材料工业分别经历了每年4.9%和0.8%的下降。但同时,产品和半成品制造业部门每年有1.4%的TFP增长。伍晓鹰认为,这要归因于价格双轨制和利改税改革的作用。

1992年—2001年期间,是中国工业经济TFP表现最好的时期,年增长率达到1.5%。这一时期,成品和半成品部门TFP增长率为2.0%,基础材料部门TFP增长率为1.7%,而能源部门TFP下降的速度从上个时期惊人的4.9%,缩减为1.0%。

对此,伍晓鹰认为,这个时期工业改革的全面深入开展,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再加上产能过剩和需求下降,企业实际上被逼上了效率改善之路。

2001年——2007年期间,TFP增长率降到了1.2%,但是,成品和半成品制造部门却超高速产出增长21%,而能源工业还是停留在负增长区,基础材料工业TFP增长的速度还不及上个时期的一半。

对此,伍晓鹰认为,加入WTO带来的发达经济体市场所支持的超高速增长,减少了改革的压力。政府收入的迅速上升使得对“战略部门”的支持能力大大增加,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再加上地方政府的GDP竞争进入白热化,TFP的增长由此减弱。

2008年——2010年期间,伍晓鹰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工业的TFP年增长率只有0.3%,部门间累积的TFP增长率以每年2.3%的速度下降。可以说,伴随政府“4万亿”资金注入的却是TFP的普遍恶化。

分行业来看,伍晓鹰的研究还表明,以国有企业占主导的能源工业部门的TFP30年来一直是持续下降的,2010年仅及1980年水平的50%左右。严重受到政府干预的基础材料工业部门的TFP增长在中国加入WTO后也陷入了停滞,2010年的水平只比1980年水平高出大约10%。最市场化、竞争最激烈的成品和半成品制造业部门的TFP则有较显著的增长。

对能源工业部门和成品半成品制造业部门之间在TFP增长率上如此大的反差,伍晓鹰认为在于“交叉补贴假说”:政府以补贴保持着对能源部门的支持,能源部门为基础材料部门和成品及半成品制造业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能源。同时,基础材料部门也为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提供含有补贴的中间投入,成品及半成品部门成为政府补贴的来源。

伍晓鹰认为,交叉补贴带来的恶果是,它会扭曲所有生产者的动机和行为,最终大家都会失去追求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的动力,变成为行为不端的“坏孩子”。

从TFP的结果看,中国实体经济的结构扭曲问题远比人们看到的更加错综复杂。伍晓鹰表示,深层矛盾要归因于受到政府严重干预的资源配置、扭曲的市场、价格和经营环境。而要根治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并不是如何通过较好的措施使政府能够更准确地选择“高效率”的企业或行业,从而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而在于彻底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同竞争性经济活动有关的资源配置还给市场。

来源:财新网 记者:杜珂 吴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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