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一, 7月 23rd, 2018

疫苗仅仅是一个结束

如红黄蓝、魏则西一样,仅仅是个结束,有全民激愤的开始,有少人关注的结局。

疫苗

想念锋利

2003年,安徽阜阳100多名婴儿陆续患上一种怪病。

孩子们头大如盘,四肢短小,当地人称之为“大头娃娃”。

疑问和愤怒在民间发酵一年多后,2004年3月,媒体曝光此事,并调查幕后原因。

大头娃娃们,是因食用蛋白质含量不足2%的空壳奶粉,营养不良,继而染病。

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奔赴阜阳,调查结果显示,大头娃娃受害者达229人,共有12名婴儿因食用空壳奶粉死亡。

当地风俗,早夭孩子不能掩埋,需放在地势高的山坡上,家长要头也不回地走掉。

破晓前,压抑悲声的家长趁着黑暗送葬。

他们或许还会路过阜阳白宫,一片按华盛顿白宫仿造的宏伟建筑。

空壳奶粉并不止阜阳一地,当年,重庆、江苏、甘肃、浙江、四川等省份相继发现空壳奶粉。

在阜阳,当地公布了45种不合格奶粉名单。名单第32位,名叫“三鹿”。

坊间传言,事发后,三鹿向阜阳捐助了价值35万的奶粉,风波很快被掩过。

也正是从那时起,国家对奶粉检测更严格,奶企开始重视蛋白质含量,但提高的方法却是掺三聚氰胺。

当时,业内奶粉检测多用“凯氏定氮法”,通过测氮原子含量,推算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氮原子不过百分之十几,而三聚氰胺含氮67%。三聚氰胺可以轻松地让掺水的牛奶变成合格品。

从大头娃娃中逃脱的三鹿,成为更大风暴的主角。

2008年5月,有网友在天涯质疑三鹿奶粉让他女儿小便异常。

三鹿用4箱奶粉,换来了他的账号和密码,删帖了之。

7月,有泌尿科医生在国家药监局网站留言,称肾衰竭婴儿出奇增多,且多饮过三鹿奶粉,希望能协查,然而石沉大海。

8月,三鹿内部邮件通气,确认自家产品含三聚氰胺,并可能导致幼儿患上肾结石。

新闻披露称,三鹿一度想用300万买通搜索引擎,掩盖搜索结果,但被拒绝。

9月8日,甘肃岷县14名婴儿被爆同患肾结石,《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前往采访。

9月11日,报道见报,举国哗然,一个庞然巨物轰隆倒地。

此前,全国媒体已多次报道甘肃患儿,但都用“某企业”代替,唯有简光洲,说出了“三鹿”二字。

多年之后,我们知道了推进事件的另一重原因。

三鹿海外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8月份得知奶粉有问题后,马上向中资方要求,召回三鹿生产的所有奶粉。

然而,请求进入中国后,便泥牛入海,杳不可寻。

直至9月5日,恒天然向新西兰总理报告,新西兰总理直接同中国高层沟通,事件才引起重视。

大幕被扯落后,三鹿召回700吨婴幼儿奶粉,检查之下,全国22家奶企69批次产品皆出问题,知名乳业陷落大半。一个漫长的不信任时代开始了。

转眼,十年已过。

阜阳的大头娃娃们已经长大,有女孩,至今也无法伸展手指。

三聚氰胺最早举报者蒋卫锁遇袭被杀,三鹿受害者家长郭利蒙冤入狱后平反,妻子离异,年过五十人生潦倒。

亦有人,扶摇向上,没有什么能够阻碍。

简光洲在上海租房时的室友,是他《东方早报》同事,曾去阜阳调查过大头娃娃。

室友采访归来,两人深夜复盘,聊着聊着,觉得有些料需深挖,室友天一亮就二赴阜阳。

简光洲说,那一代记者或多或少都有使命感,总以为会推动和改变些什么。

他说,爆料三鹿时也害怕,但惶恐时总想起甘肃采访见闻。在医院,不到一岁的小孩被推进手术室,老人在门外嚎啕大哭。

三鹿垮塌一年,是纸媒时代最后的荣光。那年在北京,城市内贩卖着9份不同的都市报。

白纸铅字看起来很笨拙,但每一个事件都能有不同角度解析。

只有真相掩压不住,作恶者才会心有忌惮。

2010年,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前往山西,完成“山西疫苗乱象调查”。

他获得大量高温暴露疫苗的证据资料,走访了30多个患者家庭,并谨慎推断疫苗问题和患者的关联。

报道引发争议,不久后,王克勤离开供职报社。

那些有关疫苗的疑问,沉没在浩瀚的数据流内,等待重被关注那一天。

数据流外的现实世界,运转速度越来越快,沉重的声音总会卷入喧嚣的尘埃。

2012年8月28日,女儿一岁生日那天,简光洲宣布辞去《东方早报》记者职务。

他在微博感言结尾说: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一年后,王菲和李亚鹏离婚,一分钟内微博转发过9万,服务器一度瘫痪,最终,单条转发数据定格在77万。

几个月后,这个纪录被文章出轨打破,而更远处,还有王宝强离婚等待。

那些辛苦挖掘真相的人,被甩在信息流边缘,他们沉默工作,或者黯然离去。

春节时,那场诡异的全国性流感,最后只有患者家属以白描方式,用公众号记录。

这在十年前不可想象,没有人再去拷问病情的起始、扩散、应对和反思。

失去了监督和拷问,一切都运转在偶然之中。

盲人瞎马,茫然行走,前方是一片黑漆的池塘。 

北京街头许多报亭,不知何时已悄然关闭,铁皮棚上,风雨痕斑驳。

我无意为媒介更替伤怀,但总觉得,消逝的报纸,带走了一个锋利的时代。

网上流传一份数据,2017年,中国在册新闻调查记者仅剩175人,传统媒体中的调查记者仅130人。

在六年前,这个是数字还是306人。

调查记者数量减少,有着复杂原因,而最显见影响,便是公众不安感滋生。

监督声音减少,疑惑声音就会增多,维护规则的人离去,破坏规则的人就会肆虐。

锋利,有时意味着保护。

P2P惊雷阵阵之际,我查询了一下,大量违规P2P企业设立于2012年,那恰是调查新闻开始落寞的年份。

在调查犀利的年代,这些骗子企业怎么可能存活六年?

没有锋利护佑,一切只能自救。

人们从澳洲购买奶粉,去香港注射疫苗,每当有公共危机,便费力从社交网络上总结蛛丝马迹。

人人都在不安中狂奔,只求跑得比别人快,没人再反思为何要狂奔。

可以预知,因为兽爷文章,舆情汹涌,违规企业势必要给出交待。

然而,下一次呢?

总不能次次都寄望于偶然吧。

十年前,调查报道的结尾,总喜欢写上:这仅仅是个开始。

意味着后续报道将接踵而至,如影随形。

十年后,当新闻不再锋利,这次事件的结尾或许又是:疫苗仅仅是个结束。

如红黄蓝、魏则西一样,仅仅是个结束,有全民激愤的开始,有少人关注的结局。

我衷心希望这一次我错了。

(转载自公众号 摩登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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