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五, 6月 28th, 2019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一文还有救吗?我们写了以下十问,尝试厘清当中事实错误。

——郑常人,一群来自中港台的年轻朋友

2017年,香港。摄:林振东/端传媒

2017年,香港。摄:林振东/端传媒

最近名为赵皓阳的作者写了一篇题为《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的文章,在中国内地广为流传。作者在浸会大学读过一年制的研究生,他形容香港学生「幼稚病」、跟「用爱发电」的台湾人一样「蠢」,批评香港学生会「假民主」,港生不懂殖民历史,香港基础教育质量比不过内地,学生质素「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同时,他认为香港社运是民众被蛊惑,「受西方价值观冲击」,上街游行可以获得「虚伪的满足感」,其实是用肉身在供养资本家。他表示,除了他,香港无人意识到地产问题才是香港真正的威胁。

赵先生的文章,事实错误和知识漏洞之多,令人瞠目。要一一指出这篇文章的问题,体量大概可以出一本小书,于是,我们就把这本小书写出来了。

从文章看来,赵的知识体系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资本家吸血普通人」。如果要再复杂一点,那么不是「教育出了问题」,就是「年轻人太蠢被煽惑」,三板斧来回使用。而政治体制在他眼中有如不存在。

赵先生此文的问题不是他知识太匮乏,而是品性太差。用他的话来讲,他不是「蠢」,是「坏」。这种「坏」意在撩拨内地已有的「仇港」情绪,用虚构故事和错误事实制造中港矛盾。不仅如此,赵还在文章里流露出对精英阶层深深的向往(尽管他本人并不在列),和对普通人追求更好生活的鄙夷。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传播,从源头上试图抹去普通人抗争及争取权利的合法性。用赵先生的理论来讲,他所做的事,是在替权力和资本压榨普通人。知识问题我们可以为他补上,品性问题还需要他自己努力。

一、香港年轻人很蠢、假民主,学生会都是逼人表态的吗?

「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什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虽动,这是原则。」

赵皓阳在文中提及的学生会经历,真实性存疑。赵皓阳曾在浸会大学就读一年制研究生课程,而浸会大学学生会会章明文写道:本会乃唯一代表全体香港浸会大学全日制学生(除研究生及退会者外)之组织。因此,他不可能是学生会普通会员,干事会成员就更不可能了。

香港学生会的竞选过程与大陆不同。学生们先组建内阁,再与其他团队竞选,这一过程称之为「上庄」。经过学生投票,成功「上庄」的内阁,整个团队会成为该届的学生会干事会,一胜俱胜。每个「庄」的名单都会留下纪录。

赵提到太阳花运动(2014年3月至4月)期间他在香港浸会大学读书,而查阅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浸会大学学生会干事会成员名单,都没有赵皓阳这一名字(事实上每一年的名单都没有)。学生会的职位有干事长,秘书长、干事,唯独没有他说的「理事」一职。内地学生参加学生会竞选,由于紧张的中港政治关系,会成为本地报章头条新闻,这几年来香港各间大学都没有内地生成为学生会干事会成员的先例。

退一步讲,如果赵文中提及的学生会会议,只是学生会召开的咨询会、研讨会,那么所有学生均可以参加。但是会上不大可能出现学生会成员逼人表态的情况,这毫无意义,不是学生会的运作方式。学生会对外的表态是由学生会干事会做出,不是在咨询会、研讨会上讨论得出的。

香港各间大学都有民主墙,学生想要公开表达意见并引发讨论,会在民主墙上贴海报,赵所描述的在会上逼人表态的做法,更像是内地学生会的经验。香港学生会并不是毫无问题,也一直遭受到本地学生的批评。但是赵的这段描述,只显示出他对香港的大学学生会架构和运作的无知。

实际上,香港大专学界学生会的历史可以追到1949年之前。在重大历史时刻发生的社会运动中——抗日、保钓、中文运动、六四、雨伞运动等等,学生会都深入参与了。当年一批一批的学生会成员,很多人后来也在不同的界别中继续推动社会改革。赵一句「幼稚病」的判断,不仅不成立,更显示出他对历史的陌生。

二、香港人留恋殖民地,但被人「biubiubiu地打」,连历史都搞不清?

「我发现他是真不懂,于是告诉他,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总督都是高贵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们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在政府公务员体系内,香港人还要排在印度人后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作者处理六十年代香港的态度极度简化。事实上六十年代香港出现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但这并不只是一般的「香港人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故事,当中包括冷战时期中共驻港机构和当地左派在文革的影响下,不断升级武力(甚至用土制炸弹),希望中央收回香港而酿成的「六七暴动」。

回到六七暴动的历史现场,你会发现无法简单地用香港人、中国人、英国人这样的标签来分派别进行叙事。六七暴动的确可以称之为反抗港英政府管治的一场社会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并非凭空出现,在1960年代,以叶锡恩为首的改良派英籍议员,一直在支持本地人民争取更多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反对港英政府官员的腐败。同时,在香港做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和其他亲共人士,也参与策划和支持了六七暴动,但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个意外。

六七暴动的规模能不断扩大,跟大陆同一时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有关系。1949年之后,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一直是实用主义的,对他们来说,保留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好好加以利用,比建造一个社会主义香港更有现实意义。周恩来就表示过,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因为可以藉此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央政府失控停摆,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党员和其他左派人士,从《人民日报》嗅到风向,以为中央准备收回香港了,就推动、升级了行动。

赵皓阳在文章中提到六七暴动的结果是「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这种煽动种族情绪的用词没有说的真相是,其实很多警察是华人。而且他不知道,当时周恩来批评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香港问题的「夸大」,也反对香港左派继续罢工和升级行动,要求尽快让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恢复平静。换言之,北京政府与英国当时的态度是相似的。

六七暴动之后,香港的社会运动没有停止,只是以一种更为和平的方式在进行。人们继续走上街,为自己的权益向殖民地政府施压,并成功促使港英政府开始检讨其管制架构、自我改革。1971年麦理浩港督上任,在随后的几年里推动受薪者享有带薪年假、创立廉政公署、兴建地铁、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和公共房屋计划,大幅改善了香港的居住环境。从1960年代到2019年,这样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像赵先生一样,许多内地朋友长期指责香港人怀念殖民时期。前文的叙述已经点出,战后大部分香港人未必真的很认同港英政府,而殖民政府也确实透过法律等手法打压港人的抗议运动(比如《公安条例》)。但讽刺的是,这些法律本来在九十年代因为不符合人权的标准而修改,但又被中央政府属意的临时立法会恢复,直到现在仍然箝制港人的政治参与。要说恋殖,要说怀念殖民政府的国家机器,中央政府才是当中的表表者。

现时,作为政治派别的「归英派」数量并不多,但是一部分普通市民「恋殖」的情绪的确存在,这种情绪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即对现任政府甚至九七后的整个特区制度的不满。为什么回归后的香港人民,会觉得当下的政府还比不上殖民地政府,这难道不是香港政府和中央应该反思的事情吗?

三、台湾人很蠢,民主也很肤浅,搞什么「用爱发电」?

「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作者的第一个事实性错误是「台湾经历过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发展核电的计划」。稍有常识者皆应知悉,停电的原因非常多,动物或树木碰触电缆会造成区域性短暂停电;打雷、车辆碰撞电缆也会造成区域性停电;管线施工不慎、挖路或挖下水道误触电缆、变电所故障、电线电缆故障、变压器或开关设备故障等,都可能导致特定区域在特定时段的停电——赵先生所指「上百次停电」所指为何?如此简化停电原因和单一归因,不论是常识缺乏,或是一厢情愿,都是严重误导。

赵先生又将停电和缺电直接挂钩。事实上,「停电」跟「缺电」不见得有关,而根据台电公开数据限电纪录,21世纪初,台湾的限电次数仅为2次——就连2017年发生的「815」全台大停电,也是采分区轮流停电。

作者的第二个事实性的重大错误是,台湾并不是在21世纪初经历停电之后才发展核电的。台湾从1968年开始便发展核电,一开始发展核电是因为石油危机,跟缺电无关;而发展核电后,依然有缺电问题。

台湾的反核运动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回顾台湾反核史,1980年核四的建设计划便遭反对,但当时主要是基于经费过高的考虑。但直至1987年,台湾实际上都处于国民党威权政府戒严时期,而反核的第一枪,是在1986年双十日,由党外人士在台电大楼门外打响的。可以说,1985至1988年是台湾反公害运动和环保运动快速兴起的时期,当时的环保和反核人士中也有不少是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因此环保及反核力量也被视为对威权政府的挑战。这些挑战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在1986年组成「民进党」,环保和反核是为党纲。

作者所说的「台湾当局提出发展核电的说法」及「政客后来为争取选民支持喊出用爱发电的口号」脱离历史事实与脉络。反核是民进党立党主张之一,2000年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支持反核的民进党上台,便一度搁置核四的发展计划,不过,在立法院拥核立委的支持下,又在来年宣布核四复工重建,令反核团体大为失望。后来,「核四重启与否」也成为台湾蓝绿的一个政纲争执点,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曾希望2016年前重启核四,但迫于民意反对未能成功。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蔡英文提出要在2025年将台湾建成「非核家园」。

台湾的反核历史悠久,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反核运动音量更涨,2013年开始民间团体每年发动「反核大游行」,「用爱发电」则出现在2015年的反核游行中。由公开资料可知,当时的游行分为5大队,分别是告别核电大队(当地居民)、用爱发电大队(亲子、教育团体)、节能减碳大队(市民、学生、艺文团体)、多元能源大队(社会团体)、能源民主大队(政党)。因此,「用爱发电」在当时只是一个游行方阵的队名及口号而已,原意是指希望能用对孩子的爱,来达成「非核家园」目标。

「用爱发电」近年成为台湾社会及政坛在讨论核电议题时会使用的词汇,是因为2017年台湾经历了「815」全台大停电,肇因于台湾中油对台电大潭发电厂的天然气供应管线意外停止运作,导致大潭发电厂6部机组全部跳停,进而造成全台电力备转容量不足,供电系统避免全面崩溃启动保护措施而分区停电。此事再次引爆台湾社会对能源使用的大讨论,对大停电感到愤怒的网民翻出「用爱发电」的旧词来讽刺「反核」,后来成为网络流行语,也在台湾的核电议题中,被不同立场人士拿出来调侃。

核电到底要不要发展、怎么发展、应该有什么样的限制,涉及科学应用、专业管理、国家安全等问题,本文不赘。但从这段简要梳理可知,「用爱发电」就像大陆地区网红的「文体两开花」一样,这词语有其产生、附着、演变的历史及背景,并不如作者将其视为一个单一事件那么简单。「用爱发电」只是一个口号,不是论述,事实上,台湾公民社会不断针对能源转型进行不同论述、攻防,并无台湾人如同赵文所述「相信真的用爱可以发电」。当赵文指出,「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时,其实台湾读者也很惊讶赵文有这种惊讶——这样理解一个口号,不是曲解,就是愚痴。

四、说大富豪垄断香港,已经触到香港问题的根源了吗?

「民众彻底被「愚」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香港的经济问题。

原文「香港的经济活力被地产资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轻人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通过极高的房价被地产资本家变相剥削了。」此话不假。顺便要补充的是,香港大资本、大富豪的特点,正不仅仅在于只经营房地产,有一个词形容他们叫「地产霸权」,本文暂不论「霸权」这个词的使用是否恰当,但要指出这样一种地产集团的实力庞大到可以影响香港整个经济,包括零售、公共交通、电力供应等——港人的吃穿住用行几乎全被大财团包了。

但是接下来作者说,「他们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严重的事实错误了。「这一点」如果说的是「地产霸权」,那么当作者2013-2014年来港读书时,「地产霸权」这个词已经流行了几年,曾任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理的潘慧娴,2007年已写书剖析地产霸权,2010年翻译成中文并重新修订。2011年,「地产霸权」更成为当年七一游行的关键词。香港「反地产霸权」的潮流,与此同时也已经展开,人们反对大财团、提倡支持社企、良心消费。

作者似乎想要更直接提出的是,「高房价下跌将会令香港经济体崩溃,而房价居高不下是香港政府的治理责任,主要始于董建华的八万五政策未能实行」。

「八万五」是香港房屋政策问题中的一个经典讨论,的确,2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假如当年董建华的「八万五」——包括每年兴建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万个、10年内全港70%家庭自置居所,以及轮候公屋平均缩短至3年等——能够顺利实施,香港就没有如今的房屋问题。然而回到「八万五」当年的背景,时逢金融危机,而八万五计划一推出,香港楼市即刻大跌,不少人变成「负资产」,负债破产。有人认为这一政策是九七年推跌楼市的元凶,但也有另有一派反驳,指亚洲金融风暴才是真凶,楼市崩溃跟八万五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无论如何,当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香港经济遭遇极大打击,港人生活也受重创。而董建华在传媒追问下,一句「这个政策不再提了就等于没有这件事了」,也令他背上对问题视而不见的骂名,成为他最具争议性的政策。

房屋政策和楼市之间的互动是千丝万缕的,影响楼市价格的一定不会只有一种政策因素,经济、金融情况都会影响价格;历史也没有如果,很难说假如「八万五」一直继续下去,香港楼市是不是就可以在无风无浪的温室里稳定发展。后来也是出于挽救香港楼市的意图,2002年,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推出「孙九招」,包括取消拍卖土地、暂停勾地、暂停两铁项目投标一年、终止出售公屋计划等,以减少土地供应及政府干预来稳定楼市,结果之后楼市一飞冲天。这也说明,无论政策意图如何,要评估其对香港经济的全面影响,都是复杂的。

「董八万」和「孙九招」都是董建华任内的事情,在他之后,曾荫权任内,因前任政府停止卖地、住宅供应量长期偏低,加上内地经济起飞,热钱流入,香港楼价便快速重拾升轨,甚至遭遇泡沫危机。曾荫权政府于2010年引入「印花税」抑制物业投机活动。在社会对复建居屋的强烈要求下,推出「新居屋」及「置安心」计划,以满足市场对中小型单位的诉求。作者所说的曾荫权任内房屋增量不及董建华,主要是因为前任政府留下的教训,令后来者不敢贸然重新启动卖地。

梁振英2012年7月上任后个多月内,就公布连串新招,例如「港人港地」、简称「白居二」的白表免补地价购买二手居屋计划、要求市建局「楼换楼」项目转作资助房屋(即后来的焕然壹居),以至将房委会工厦改建为公屋等。推出初期社会热烈反响,但到后来发现问题多多,直到他卸任,香港的房屋问题并未有多大改善。

林郑月娥上任后也推出一系列新政,「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是如今最有争议性的土地房屋政策,在此不赘。

历数历届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是希望读者明白,首先,香港确实存在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激烈的人地矛盾,也是难解的顽疾,从官方机构、智库,到社会运动、民间团体都在关注,是官与民,及左右翼向来要辩论、争取的阵地。

香港地产霸权的问题来自殖民时代的政商结构,而中国在香港回归后仍拒绝改革香港的殖民地式官商勾结政经结构,特首选举制度、立法会中的「功能组别」的设计,都是维持这一结构的具体表现,商界向来偏建制、支持政府决策,垄断的庞大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结合,成为最难打破的天花板。

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四大家族,他们的发达也绝不是靠单纯的经济行为卖房子那么简单,大财团在港英时期、中共统治时期得到不同力度的支持,变得愈发庞大及雄厚,对本地经济影响举足轻重,但在政治天秤上却常常偏向深圳河以北,因此对港人来说,都是香港土地上成长的商人,怎么还会有「香港商人」及「中国商人」的区别。这也正是雨伞运动爆发的深层原因——当反对政治失效、香港政府日益变成一个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中央与香港关系日益紧张、而经济问题长期不得解决、民众失去对「我城」命运的把控⋯⋯社会便要求从根本上——政治制度的变革入手改变。

房地产问题当然是香港的真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或说只是根本问题的一半,而香港人为对抗地产霸权而发起的土地运动,至少也已经持续了近十年。

若作者是一个真左翼,言之凿凿要为香港政经问题把脉,那么理应不会把「房价居高不下」仅仅归咎为「香港政府的治理责任」、把一个复杂问题浓缩为香港孤岛般的地方治理行为,却刻意/选择性忽视了这背后不同管治者、包括中共的角色,以及更深刻的政经脉络。

更不要说,中国恰恰是香港「双轨」土地制度的学习者。和土地私有的地方不同,香港土地所有权归政府所有(港英遗留)。港府通过售卖​​土地在规定期限的「使用权」予土地开发者或使用者,也就是内地所熟悉的「卖地」。这一套「卖地生财」的玩法,完完全全是从香港学的,霍英东是第一位「老师」。由于内地也是土地归政府/集体所有,因此香港这一分割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玩法」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内地大受欢迎,原封不动学习过去,使得中港两地在土地制度上恰恰是「一国一制」。同一种制度,就会有同一套问题,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上的中国楼市,其实和香港楼市一样,也早已伤痕累累。

而于香港而言,中国国家权力对资本主义的垄断又何尝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呢?虽然中国没有「私人垄断」、也不可能出现,但从公有制上演变出来的国家对货币、市场、土地等的掌握,配合以国家官僚体制的控制,使得民众与国家之间的财富拉锯日益紧张。这几年大家遭遇的泡沫、危机、破产还少吗?香港今天的问题,在中国一线城市早露苗头,今后甚至可能因为体制问题而增加解决难度,从而变得更为严重。

赵还喜欢提澳门,说澳门政府会发钱,澳门好,香港不好。但2018年香港政府盈余183亿港元,给年满18岁、2017至2018年度无缴交薪俸税、在港无物业、无领取政府援助、持香港身分证且通常居港的人,发放了4000元津贴。其实港府财政最饱受批评的不是小气,而是公民难以决定公共财政方向,钱没有用到其所,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这才是有关政府财政分配的真问题。

五、香港基础教育出问题,除了精英,剩下全是愚民?

「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

首先要说明一下,姑勿论中港两地的教材差异,中小学教育究竟是不是要比拼谁学得深,谁做题比较厉害呢?这是不是就是对青年成长最有益的教育呢?基础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接下来再谈谈两地基础教育的对比。

(以下段落作者为在香港当中学老师的内地移民)

香港的中文和数学科目的必修部分,的确比内地高考要简单一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更难的延伸内容又单独设置了独立的选修科目,地位等同于物理、化学、地理等选修科。

例如,中文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选修中国文学科,英文同样有英国文学科。想要在大学修读理科、工科和商科的学生,在数学领域可以再选择修读数学延伸部分单元一或单元二,涉及很多高等数学微积分、统计的内容。

至于理科,以我做过香港的「高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简称DSE)各理科的试卷来看,理科的课程范围比内地高考课程更广,甚至更深。例如,当年我在内地学的高中化学,在反应速率、化学平衡那部分,课本没有涉及平衡常数的概念,只有一个定性的描述,而香港DSE课程必修平衡常数。生物相比内地生物课程深度和广度多得简直不是一星半点。只有物理,香港课程虽然涉及面更广,但题目确实更简单些。

另外,DSE的英文,词汇量、写作要求都比内地高考更严格。想更细致了解香港高中课程大纲,可以参考香港教育局中四至中六课程及评估指引。顺便说一句,作者提到内地九年义务教育是一项伟大创举,却选择性忽略了香港已经实施十二年免费教育,几乎所有人都是至少中六毕业。未来,甚至连幼儿园的三年,都有可能完全免费,已经由试点计划在进行中。

香港高中有四个核心必考科目,中、英、数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科是内地所没有的。

(以下段落作者为香港流动学校老师)

现时中港两地基础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并非学科深浅,而在于教育培养的价值。自2009年起,香港把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通识科列为高中必修课,与中国大陆强调政治八股的思想政治课恰恰相反。

通识教育的课程,要求学生学会综合各持分者立场,分析利弊,抒发己见。考试题目时有要求考生响应具争议性的时事议题。笔者参与的义工团体曾与数间中学合作,为通识教育课程设计教材和户外考察活动。

记得一次活动,我们带队考察了香港一个备受争议的大规模发展项目,并与学生一起走访将被拆迁影响的村民、农户、老人和商户。考察过后,学生们分成小组,每组要代入其中一个持份者的角色(如政府、发展商、村民),综合考察和阅读材料所得,以论坛形式与其他同学辩论该发展项目的利弊。学习目标是希望同学在表达自己论点和理据之余,也要理解和代入他人的处境。类似这种鼓励同学独立批判思考的教学活动,并非通识课独有,而是广义公民教育的一部分。通识科带批判性的课程目标,曾被亲建制人士批评为「误人子弟」,要求取消其必修课的地位。

赵在文中提到香港的教育是为了「愚民」,如果「愚民教育」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奴隶,训练批判性思考的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公民。那么较之香港教育,大陆的思想政治课更适合称之为「愚民教育」。

在开放的社会,公民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公民可以通过公开、自由的讨论,利用结社自由,联合起来影响公共政策。可是有效公共讨论需要一定的规则,基本的如要尊重他人,避免人身攻击;清楚表达自己意见的同时,也要聆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学会分辨信息是否可靠。所以成为一个公民需要经过教育,这种教育在开放的社会就像语文、数学一样基本。

顺便一提,赵先生对精英教育的想象实在太过一厢情愿和无知,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有底层人民才有危机,有钱人的世界一片美好。希望他能早日挤入他期待的精英阶层。

六、听说香港最近很乱,人们到底在反对什么?

最近几个月,香港市民很关心政府打算修订《逃犯条例》一事。争议从2019年2月政府推出修订草案就开始了,最初,争议集中在法律界、商界、不同政党议员的辩论之中,但争论持续几个月之后,政府丝毫没有打算听取各界意见的意思。在巨大争议声中,政府仅仅以20日进行公众咨询,随后在4月3日于立法会进行草案「首读」并通过,开始进入法案委员会讨论。

在法案委员会里,建制、民主派议员激烈争持不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随后宣布草案将绕过法案委员会,在6月12日直上立法会恢复二读。在香港法律界具公信力的大律师公会,分别于3月及4月两度就条例修订提出意见书,反对政府做法。

5月中开始,香港公民社会的各种团体和普通市民纷纷行动起来,以网络联署、街头派传单宣传的方式表达意见,不过政府依然不理会。6月6日,香港法律界发起黑衣大游行,近3000名法律工作者在街头静默游行,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到了6月9日,在民间人权阵线的组织下,103万市民走上港岛主干道的街头,和平游行表达意见。

在此之前,香港上一次百万人游行,已经是1989年了。当年5月28日,150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和群众。

岔开一句,无论回归前后,在香港,类似这样的游行都多不胜数,申请程序也简单。

根据《公安条例》,超过一定人数的集会、游行及聚集必须在举行的7日前以书面方式,到警署向警务处处长提出申请; 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在72小时或更短的时间内申请。如果警务处处长不反对,就会最迟在游行前发出「不反对通知书」。6月9日的游行是获得「不反对通知书」的,实际上这是民阵发起的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第三次大游行,每一次都是合法游行,香港警方会派员在现场维持秩序,许多市民对维多利亚公园至政府总部的游行路线,也非常熟悉。

回到正题,为什么大家关心《逃犯条例》怎么改?其实,这个条例1996年就通过了,条例明确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不适用于此条例」,就是说,香港和中国内地、澳门等地之间不能进行引渡,这个规定实施了23年。但到了2019年,港府突然提出彻底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不适用于此条例」的规定,并且同时取消引渡个案需要通过立法会审核的关键程序。

人们最担心的是,倘若新条例通过,以后香港居民被移交去中国内地受审和服刑的风险将大大提高,这也是反对修例者口号中的「送中」。

有人会说,你不犯法就可以了嘛!但试问,目前中国冤假错案、不公平审讯、非法刑拘等情况,不存在吗?退一步说,其实真正认为自己会成为「逃犯」的人或许不多,但这次修例唤起人们对中国内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和忧虑。

但无论市民怎么表达担忧,港府就是不为所动。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之后的晚上,市民都还没回家,政府就发了声明,重申立场:6月12日立法会开会二读草案。9日当晚,金钟立法会示威区附近爆发了警民冲突,警方最终出动胡椒喷雾及速龙小队强力清场。

12日,立法会就要按原订计划开大会了,政府没有丝毫响应市民诉求,市民于是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大早坐地铁坐巴士到金钟,早上8点就占领了几条主要干道。最初到场的是一批批年轻人,后来中年人也来支持,到了午饭时间,周边的白领也来了。在最初7个小时,金钟主干道上密密麻麻的所有人,就只是和平地站着,大家希望利用自己的存在,直接向政府表达不满。

虽然在这期间,立法会取消了原本议程,但政府没有任何表态。下午三点,部分站在警方防线前方的市民开始冲击,而警方也很快以大型武器(据警方消息,包括150枚催泪弹、20发布袋弹、数发橡胶子弹、胡椒球等)还击示威者。这场警民冲突引致81名市民受伤。

警方则说有20名警察受伤,在当日下午将冲突定性为「暴动」,并称警方行动「容忍」、「克制」。「暴动」定性引发市民更大愤怒,而不同团体均指出警方这次过度使用武力,无论是武器级别抑或数量,均为香港多年来处理大型示威活动之最。香港记者协会共收到26名记者对警方滥权的投诉,包括10宗涉及近距离向记者发射催泪物品,其中3宗直接击中记者头部;3宗涉及以警棍追打记者等。

基于以上种种,众多团体要求政府取消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612冲突、检讨多年来为人所诟病的监警会机制,以及撤回修例。

在612事件3日后,6月15日,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承认政府的解说和咨询工作有所不足。她没有道歉,亦坚持不会撤回条例。

翌日,6月16日,全港200万市民上街游行,人数破了一切本地记录,他们要求政府撤回条例。这一天同样是合法游行,但出于不明原因,警方在这天派出的人力很少。这天由于游行人数众多,密密麻麻的人塞满港岛主干道,但秩序井然,即使到了傍晚,金钟夏悫道等多条主干道再次被人潮和平占领,没有任何暴力冲突,市民有秩序地让路,让车辆逐一离开。晚上七时许,当一辆救护车经过金钟道时,人群自动以「摩西分红海」之态迅速让路,救护车毫无阻碍顺畅驶过。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被广传。

6月18日,林郑月娥再次召开记者会,向市民致歉,但对于市民要求取消暴动定性、释放被捕人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612冲突等要求,均未响应。目前,不同界别的市民仍然在组织发起各种不合作运动,或者更有创意的发声方式。

这是公民与政府之间一个复杂、多元的博弈过程。市民运用了民间宣传、网络联署、和平游行示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多元方式,一起向政府表达民意。当然,香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也助力不少,这次不少教会和牧师、专业组织、行业协会也参与其中,人们尝试用各种新的方式进行连结。这不是乱,是人们在互动、链接、组织、发声。

七、听说雨伞运动的学生绝食都是假的?

「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高糖饮料,我感觉搞一波绝食之后那群香港中学生们还能都能胖一圈。」

赵皓阳嘲讽「接力绝食」,就跟他嘲讽「用爱发电」一样,明明一知半解却强发议论。2014年内地报纸《环球时报》也把「接力绝食」拿出来讲,说这是「饿不起又要表演的秀」。《环球时报》也持批评态度,但是连它都不敢像赵皓阳一样随口杜撰数字,原文是怎么写的:「黄之锋只饿了108个小时(中间喝过葡萄糖水),就撑不住了。」

当时发起绝食的几个年青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黄之锋在绝食108小时后,由于医生表示他健康状况恶化,结束绝食。吴文谦在绝食逾80小时,按医生建议,喝了一口电解质饮料;吴文谦及郑奕林绝食90小时后,出入均需轮椅协助。吴文谦在绝食120小时后身体不适,按医生建议结束;郑奕林最终绝食了142小时,她表示自己多日来只饮4、5杯宝矿力,是靠意志撑下去的。17岁的黄子悦在绝食超过118小时候,因电解质不足及脱水,须立即送院。

108个小时,整整4.5天,赵先生随手一抹,就把100个小时给去掉了,随手一写,就把「喝过电解质饮料」改成「不断喝运动饮料」,然后开始他的表演。「接力绝食」的接力是什么意思,是有香港市民看到一群十六、七岁的年青人以绝食的方式在向政府严肃表达抗议,为了表达支持,他们也加入了绝食的队伍,绝食的时间是28小时。这一幕是很令人悲伤的。社会运动是一项严肃的事情,赵先生不断为了滑稽化整个事件,不断地杜撰事实,随口扯谎,不知道是他「脑残」,还是他口中的香港学生「脑残」。

如果有人看到这里还是不屑一顾,大概是觉得这些绝食行动看上去都没有「出事」,绝食者依然「安全」。这么想的人,请扪心自问自己的良心和人性去了哪里。牺牲当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任何人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牺牲,抗争是表达反对观点的形式,而不是满足变态看客的一场好戏。

最关键的是:赵先生所说的绝食为的「乱七八糟的破事」是什么?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决议,香港可以在2017年实行普选行政长官。香港人没法忘记中央给出的这个承诺。根据全国人大规定,普选方案需要由特区政府提出,立法会三分之二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于是,2012年特首和立法会改选成了重要一环,因为当选的特首将带领特区政府提出2017年普选方案,而当选的立法会则对方案有直接表决权。

2010年,温和民主派在此关键时刻,选择了谈判,这是自1989年以来,他们首次愿意与北京官员在中联办闭门会谈。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2012年选举增加了立法会民主直选的议席,但2017年是否有真普选,北京不置可否。然而,温和民主派因接受谈判而受到各方攻击,最终在2012年只勉强保住三分之一议席,元气大伤。

与北京的博弈空间大幅减少之下,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于2013年1月16日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到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一万人以上,「违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以此迫使中央改变立场。以法达义,甘愿坐牢,这是他的「公民抗命」理念。

简而言之,「占中」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逼使北京重新回到真普选的谈判桌上。

在经过一年多的公共辩论、举办三次「商讨日」让公众共同制定2017普选方案后,前三名票数出线的方案都是「公民提名」。商讨日参与人数不高,方案争议极大,「占领中环」行动原定于2014年6月22日举行公投,本已做好失败打算(陈健民当时说,如果投票人数不够10万,占中三子将向社会道歉,承认没有领导力),谁料6月10日,国务院发布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强硬表态激起香港社会千层巨浪:「爱国爱港」的特首参选人要求,首次写入正式文件。

结果,公投四日左右,超过70万市民参与了投票。

面对香港要求真普选的汹涌民意,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2017年特首选举定下框架——一个比所有香港社会所提出过的30多种完整普选方案更为保守的结果。不仅提名委员会人数按照此前1200人的设定,特首候选人更必须「爱国爱港」。

「人大831」在香港被称为对普选的「落闸」。2014年9月22日开始,学联启动罢课,9月27日凌晨,学联及学民思潮呼吁人们冲入公民广场,大批市民响应号召。9月28日中午,大批市民涌入金钟声援示威者,占领夏悫道等多条干道,警方于傍晚向人群发射89枚催泪弹。激愤之下,市民不但没有撤退,反而继续占领金钟、旺角弥敦道、铜锣湾怡和街及轩尼诗道。

一场过百万人参与、长达79日的占领运动,就这样开始的。

这就是赵先生所说的「乱七八糟的破事」。

八、以前香港人都不能选港督,现在为什么要求这么多?

香港学者梁启智多年前已经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下面我们全文引用他的回答。

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明反对而没有推行。

早于1956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

顺带一提。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

九、为什么赵文不值得传播?

从写法上,这篇文章确实具备如今内地舆论场上常见的爆款文特点:一个耸动的标题、「我有一个朋友」式难辨真伪的举例、东拼西凑的数据和口语化的语言。这些都和备受争议的「咪蒙体」如出一辙。文章的文字粗劣,经不起推敲,但能在第一时间把握住大众的情绪。

在赵文中,作者所传达的其中一个中心思想:香港问题的根源就是经济问题,和从占中期间风行至今的香港问题分析框架如出一辙,与墙内读者惯常接触到的观点一脉相承。作者伪装成一个曾经在香港生活、很了解香港的人士,再举出几个看似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例子,不过是这种脉络的新瓶装旧酒而已。内地大众本来就因为信息差无法了解到香港反送中游行的全貌,相关新闻只能在互联网的角落中流窜,在这样的时机,突然出现一篇洋洋洒洒几千字分析香港局势的文章,且作者传递的观点其实与自己曾接触过的观点相似,颇能给人一种恍然大悟之感,自然在墙内赚得了顶级流量。

有鉴于此,赵文已经很难称之为「观点」,而是谣言的集合和批量制造的文字垃圾。作者无疑是精明的,他早已预见到文章可能带来的巨大争议。在微信版本的文章中,他关闭了评论区。于此同时,文章所刻意忽略或曲解的内容,若想在墙内传播,必然面对被审查者绞杀的命运,因此反对声音很难有生存的空间,也就无力应对赵文支持者「你不同意你就要说个一二三出来」的质问。另外,由于文章的事实错误、逻辑谬误、诡辩之多,使很多人不屑于反驳,当然若不写上万字(如本文)也不足以透彻解释,因此错误的观念没能得到实时有效的响应,并错误地移植到了人们的观念里。

至此,赵文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死循环。这样的死循环,正是当下简体中文舆论场的生动写照。

香港和台湾是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是,香港和台湾也有不能同理中国民众的言论,也确实有人不熟悉历史,也确实有人喜欢立场先行,有人喜欢贴标签、叫口号、发表经不起推敲的观点,自认为优越⋯⋯

有,都有——中国也有,全世界都有。

有趣的是,赵的两篇微信文章目前先后遭删除,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删除主体也不知是谁。于是可能有人要说「被删即有理」了。

我们无意猜测,但想在此指出「被删有理」的一个迷思:中国的公共讨论空间受到多种力量的形塑,除了政府,还包括新浪、腾讯等媒体公司,也包括发布者自己。他们可能会在内部进行自我审查,提前过滤——学界称之为「选择性审查」。批评高层领导人、公共危机事件、聚众集会号召等信息最容易受到审查,因为它们某种程度上最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造成对本地或中央政权的质疑。「选择性审查」给中国互联网讨论带来的影响,除了封锁民主自由言论及议程,但也同时可能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比如毫无必要地激化矛盾),而遏制某些不触及政权底线的言论的传播。

也即「被删有理」中的那个「理」,并不是「说了真相」的意思。

十、根源问题:肉食者立场、社会达尔文主义、伪左派

赵皓阳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知识漏洞,我们已经一一指出,有心的读者可以对比阅读。我们认为赵先生的问题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品性问题。他虚构故事、杜撰数据,以此撩拨一种对香港的仇恨情绪,这一做法十分卑劣。知识问题我们可以为他补上,品性问题还需要他自己努力。

我们写这篇响应,为了反驳赵先生之余,更希望能够指出,赵的文章在大陆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的背后,是一种近年被有意建构起来的「仇港」集体情绪,和一套「肉食者立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

「肉食者立场」,是从政府、统治者立场看问题。不少人特别擅长分析「宏观局势」,指点天下江山,「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从统治者的视角点评经纬谈笑风生。「从政府的角度思考」的危险之处,在于让人民内化政府的管治观念及管治手段,混淆「国家」、「政权」及「人民」的差异,党国民一体,言必论「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从而自己管束自己,自己审查自己,甚至自己做自己人的打手。由于这种自我审查,人们往往在需要关键表态的「正确」问题上异常敏感,却又在分析问题时刻意忽视掉政治结构的决定性地位。如此,「政治视角」变成口号的表演、站队的争夺,而缺乏反思及监督政权的观念及渠道——这才真正是一种疮痍满目的「景观」。

「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赵的世界里,大概就是精英与蠢材两个层次——有社会地位、有钱、有房有车有漂亮太太的就是「人生赢家」。在「资本崇拜」的基础上,你有钱,你就「不闹」,你就赢了;你没钱,你才什么都没有,才要出来游行集会抗议示威,管你是不是合法。比如赵在他的文章中每每提到他的港漂同学,住在小房子里,赚可怜巴巴的钱交高昂的房租;提到参与抗争的香港年轻人,反复讲香港的问题是高房价,并将所有的社会运动都简化为「年轻人买不起房」——这都有意刻画了一种赵心目中的 Loser 形象。

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路,所有问题都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却可以忽视掉真正的罪魁祸首,到底是那个不可挑战的单一权力,到底是那个积重难返的政经制度。

这同时是一种专横执政者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普遍接受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内地年轻人(任何地方的年轻人)想要上街争取合法权利,无须执法者动手阻拦,他们也很难获得普通市民的支持。过去两年,中国内地有外卖员为争取合同权益罢工,有尘肺病工友为获得医疗赔偿上街游行,有工人为五险一金组织工会被捕,同类事件数以千计,结果无一不是被执法者打压。这些行为,用赵先生的逻辑,是中了「西方价值观」的毒,是无理取「闹」。赵先生自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却完全站在当权者与资本家的角度,替他们苦心钻营,从源头上「消灭」普通人的抗争合法性。

于是,在简体中文世界讨论问题,就会陷入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哪怕只是践行宪法所列明的公民权利,只要影响到执政者所追求的「稳定」,就可以被归类受蛊惑、被煽动,就可以把责任推给外国势力,推给西方价值观。

赵先生一直居高临下地指出香港人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以此来强化游行和集会只是胡闹、捣乱的印象。与他说的相反,每一次的游行,都有明确的诉求和口号。以最近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为例,最终的诉求是撤回修例草案,而每一次的游行和占领,都有一个或几个阶段性的诉求被明确提出。如果他有看过一点点正常的新闻,也不至于如此无知。

赵在文中数次极为鄙夷地提及「西方价值观」,觉得它对香港造成了坏的影响。《人民日报》在2015年《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一文中提到,这几项西方价值观分别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并且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也与之一一对应。但是我们想赵先生并不是要跟《人民日报》对着干,他的意思其实是,经济发展是唯一的真问题,其他价值都毫无意义。这也是中国内地非常流行的一种思路。

顺着这一思路想,那我们怎么确保政府会尽力发展经济呢,或者当政府使错了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近期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其实是一个好的例子,如果修例通过,会严重打击香港的经济活力。面对政府如此的「倒行逆施」,香港年轻人奋而上街,阻止修例通过,某种程度为的也是香港的经济发展。但是,为什么要弄到这么大动静才能阻止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有的,就是让人民选出真正能代表他们意志的立法会和政府。这又是赵先生所鄙夷的「西方价值观」了,而我们想强调的恰恰是,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跟经济发展是无法割裂开的。中国文革结束后三十年经济能快速增长,跟接纳「西方价值观」(改革开放指的还是什么呢?)不无关系。

赵先生的思路既把经济发展列为重中之重,又堵死普通人选举、游行的权利,这与中国执政者的思路如出一辙。1989年之后,「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被宣扬的价值观,经济发展成了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按照这个思路,经济发展最后落到普通人身上,只剩下一个选项:努力赚钱。

努力赚钱当然没有错,但背景是赵先生所讲的房地产资本家吸血,这意味着如赵先生所说年轻人(无论是香港的还是内地的)再努力也买不起房。那么努力赚钱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给资本家打工。赵先生的这套思路和价值观绕了一圈,就是为了忽悠普通人。

他说香港年轻人「蠢」,我们只好明确讲出他的「坏」。

最后的最后,抛开经济发展,抛开执政者思路,抛开为资本家作伥不谈,我们想谈谈价值观。年轻人为了自己相信的价值,为了实现社会愿景而非一己私立,冒着被捕的危险上街游行。这样的情境,在赵先生和他的追随者看来,只剩下「可笑」和「蠢」可以形容。我们只想问一句:你们还相信纯真吗?

Leave a comment

XHTML: You can use these html tag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