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周日, 4月 19th, 2015

中国缺什么 日本缺什么

最近这段时间正在采访上海一名优秀的建筑师。采访的时候,他提到:“XXXX项目(的清水混凝土)施工误差最大到了6cm,这个给洞口里的门窗幕墙的安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不得不用其它办法来弥补校正,相比较日本的清水混凝土浇筑误差只允许5mm,不然就得敲掉重来。”

对这段话我感到十分吃惊。6cm误差,据我所知,在中国真的是很小的误差了。也许日本建筑的繁荣性和中国建筑的繁荣性在不同的角度。但是日本建筑的工艺普遍比中国高很多,这是不可否认的。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仅仅是要求高,做不好必须重来的这种严格要求吗?

恰好遇到了近藤大介的《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解开了心中的部分迷惑,也让我意识到中国的更多可能性和还有的很多机会。记得上周,一个从欧洲回来的朋友再次重复”建筑机会在中国”。确实,中国的社会现在变化很快,有个性有胆量有魄力的人非常多,比如《中国好声音》,能找到这片大地上那么多相貌各异,性格各异的人在追求梦想确实挺让人激动。

中国最具魅力的地方,个人认为在于差异性。这是大国的现实和魄力。担心着,也期待着,这片大地!

选段展示:

首都国际机场】

首先,我们会“遭遇”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如同长龙一样的队伍。我最长曾经等待过50分钟。

“煮了这么长的时间,无论多么新鲜的豆粒也都应该煮烂了吧?!”排队等待的时候实在没事可做,我只好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抱怨着,一边向前张望。前方的入境检查处和我之间只隔了大概十位旅客,我可以清楚的看到那里的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于是我索性开始观察起来。

“这些大厨的身手也太慢了吧!”

工作人员缓慢的动作,让我感觉自己正在看“慢进”的录像。

如果是日本成田机场或者羽田机场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那他们的身手才真的像是在厨房里忙活着的中式大餐的名厨们——迅速将护照翻到印有旅客照片的那一页,过机扫描验证,在空白处盖上入境日期,然后将护照递还给旅客——整个过程仅仅持续10秒左右,而且在最后“递还护照”的环节中,工作人员一定会将护照的正面封面对着旅客,同时自己一直面带微笑。10秒的时间意味着工作人员每分钟可以完成对5至6位旅客的入境检查,所以,即使在您之前还排着20多位旅客,那么您最多也只需要等候3至4分钟的时间。

看到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如此敏捷的身手,刚刚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无不感叹“日本人的服务做得真棒!”

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您有机会来日本旅行的话,请务必亲身感受一下。

与日本的机场相比,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等候的队伍像一条长蛇一样缓缓前进,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

过了很久,终于轮到我了。可是,接过护照之后,工作人员竟像是在甄别罪犯一样,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半天,然后反复地对比护照上的照片。于是,一丝反感在我的心理油然而生——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个阳光般的表情呢?

一提起“阳光般的表情”,我就不禁想起了北京奥运会上的礼仪小姐和京沪高铁上的“高姐”。在此之前,我曾在电视里看过一些她们用牙齿咬着一根横置的筷子,努力练习“微笑”的画面。要是日本的电视台播放了这些滑稽无比的画面,估计一亿多日本人全部都会笑趴下吧。

人,难道必须要通过这样的面部练习才能展现笑容吗?对于日本人来说,置身于服务业中的人“笑迎宾客”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这就像是在走路的时候,迈出了左脚之后一定要迈右脚一样,不需要任何的犹豫。可是,为什么中国人要这么煞费苦心地“练习微笑”呢?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机场。几经周折,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可是,还没等我迈步,对方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请按按钮!”——从“非常满意”、“满意”、“时间太长”、“态度不好”四个按钮中挑选出一个按下。

后来我才知道,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展开了“提高礼仪素养”的活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了配合这次的活动,制定了类似“服务评价”的规章制度。而且,不仅是机场,中国的银行、办公大楼的商务服务中心等等地方都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对于这种“服务评价”,我们这些刚刚来到北京的日本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抵触情绪。作为日本人的常识之一,“机场的工作人员用让对方‘非常满意’的态度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外国旅客”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中国,旅客必须要通过“按键”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做出评价,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仔细地想一想,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章制度完全是根据“服务提供方”的理论而被制定出来的。换句话说,机场方面制定了“对于获得一百个‘非常满意’评价的工作人员给予一百元的奖金”之类的制度,希望以此来提高工作人员的礼仪素养。

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工作人员工资的增减和外国旅客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每位旅客都要被迫完成这种麻烦的按键选择——对于刚刚经历漫长飞行之旅、早已身心疲惫的旅客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服务的根本原则应该是“一切从客人的角度出发”。面对已经精疲力竭的旅客,工作人员应该尽量减少他们的等待时间和负担;对于刚刚来到外国的旅客,工作人员应该理解他们的不安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笑脸相迎。这才是“服务”!

所以,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不按按钮”。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人员竟然自己伸出手来,在“非常满意”的按钮上按了下去。我顿时愕然!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在入境检查处工作人员的身后还有两位官衔似乎很高的“监督员”坐镇。好不容易通过了“鬼门关”,我的视线竟又“不幸”地和两位表情凝重的“监督员”碰到了一起。他们犀利的眼神,吓得我不由得向后倒退了一步。

入境检查处的工作人员必须表现出令人“非常满意”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什么还要煞有介事地在他们身后安排两位“监督员”呢?估计到了这个地步,那些第一次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日本人的脑海里,已经满满都是问号了吧。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口处没有放置行李车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当我们向机场的工作人员询问哪里有行李车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不知道”。另外,行李车的状态也令人感到非常无奈。有的行李车,向前推却不向前直走;有的轮子磨损得十分严重,以至于就像是锁死了刹车一样,根本推不动。对此,我十分纳闷,明明有这么多存在问题的行李车,可为什么没有维修人员来修理一下呢?

带着满心的疑问,豆粒终于离开了“巨大的中国锅”,迎来了装盘的时刻。然而,再次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装盘”也并不容易——在通往出租车搭乘处的电梯前依旧排列着长龙一般的队伍,等很久也轮不到自己。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还要被卷入“抢车大战”。

在“中国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刚刚下机,我们这些日本人便体验到与日本大相径庭的“乐园”。其实,与其在机场里摆放兵马俑的模型或是悬挂万里长城的壁画,中国人还不如稍微提高一下服务质量。服务质量提高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自然会对中国留下美好的印象。然而,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的711】

看看与日本的711相比较,北京的711的服务质量怎么样呢?正巧,在我居住的北京某公寓一层也开了一家711,于是我决定去亲身体验一下。

当我走进这家711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店员对我说“欢迎光临”。不仅如此,店门口堆积了大量刚刚从停在路边卡车上卸下来的商品,严重堵塞了顾客进店的通道。

我拿了一盒便当到收银台结账,却发现收银台里没有人。“服务员!”我喊了一声。听到我的喊声,一个服务员悠闲地走了过来。

我递上了一张100元的纸币。他接过我的钱,然后直接塞进了验钞机——他竟然从一开始就怀疑顾客(确切地说,应该是怀疑顾客掏出的“毛主席”),这让我觉得十分震撼。

确认完真假之后,他把找回的零钱“砰”地一声扔在了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无论是10块还是20块的纸币都是破破烂烂又脏兮兮的旧钞。

我对他说“这份便当,请帮我加热一下”。他竟然没有说话,下巴一抬,指了一下入口的方向。顺着他下巴指示的方向,我看到门口放了两台又脏又旧的微波炉。打开其中一台,一股异味扑面而来——看来是很久没有被打扫了。

从进门到出门,我没有看到店员对顾客点头致意,也没有听见任何一句寒暄。

后来,我又去了那家711几次,每次都感觉店里的服务和日本根本没法比。压抑了很久之后,我终于“一不留神”,向一位女店员抱怨了起来。

“这家711是日本711的分店吧。你们稍微学习一下服务方面的知识,怎么样?”

结果,这位女店员用极为刺耳的声音反问我说:“你知道我一个小时挣多少钱吗?才13块!就这么点钱,我凭什么学啊?”

听了她的话,我顿时哑口无言……

【服务是一种哲学理念】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我认为这与“服务就是金钱”的哲学理念没有渗透到中国人的心中有关。

在日本服务业之中,上文提到的便利店堪称典型代表——如果服务质量提高,营业额就会成比例增长。相反,如果服务质量哪怕是有一点点下降,都会立即收到顾客的投诉,营业额也会随之一落千丈。因此,所有的日本商家都在为提升服务质量而不懈地努力着。

反观中国,商家首先关注的是商品的销量,至于服务是好是坏,几乎从不在意。

再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在我居住的北京某公寓的一层,不但有711,还有一家名为“味多美”的面包店。店里的人气商品是一种叫做“德国奶油”的面包,每个售价人民币5元。如果售价为10元,那么顾客会觉得价格太高,从而放弃购买。如果面包的味道不好,即使售价仍为5元,估计也没有顾客会买第二次。所以,正是因为味道鲜美,而且价格适中,这种“德国奶油”才成为了热门商品。

不过,要是在日本,除了“味道”和“价格”之外,我们还会加上“服务”这个衡量标准。说得极端一点,如果“味多美”的服务质量不高,那么,无论“德国奶油”的味道有多好,价格有多便宜,我们都不会去第二次。

虽然,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多次“光顾”了这家“味多美”,但是,以一个日本人的标准来衡量,我实在无法昧着良心地给它的服务打上一个及格的分数——在顾客排着长队等待结账的时候,收银台里明明有两位店员,可是其中的一个人就直愣愣地站在原地,什么也不做;收银台里的银行卡刷卡机经常出现故障;收银员拒收100元大额纸币;店员站在通道上实施作业,阻碍了顾客的通行;顾客在即将打烊时进店购物的
话,往往会遭到一声怒斥“关门了!”……

当然,我偶尔也能遇到店员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时候——穿着一身黑西装的“店长”在店里的时候。店员不是看顾客的脸色,而是看“店长”的脸色工作,这恐怕是因为他们怕被店长“扣分”从而被扣工资吧。哎,这样怎么能提高服务质量呢?

正是因为店员是这样的工作状态,所以从“味多美”里传出的顾客和店员的吵架声不绝于耳。 如果要是在日本,这种“价格适中,味道不错,但是店员态度极差”的店是绝对没有顾客光顾的。但是,我家楼下的这家“味多美”竟然每天都门庭若市。就连前几天早上被店员骂得灰头土脸的那位女顾客,今天早上又心平气和的进去买面包了。这一切在我们日本人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顺便提一句,我之所以坚持每天早上去“味多美”,其实全是因为店里的播放的背景音乐。每天早上,“味多美”店里都响彻着在我年轻的时候风靡整个日本的麦当娜、奥莉薇亚纽顿强的金曲。听完两三首这样的歌曲之后再去上班,我感觉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这才是高质量的服务!不知道“味多美”的店员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可怕的“日本病”】

在北京,我有一位交情甚好的优秀的律师朋友。他在日本某著名大学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2000年,他从日本回到了中国北京后,一直担任日本企业在华现地法人的顾问律师。有一次,他叹息着对我说:

“自我成为日本企业的顾问律师的那一刻起,我就为了扩大这些企业的收益,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在和那些从日本总公司派来的日本人总经理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的“视线”和我的有些不一致。也就是说,我实心实意地为了实现公司的最大利益而提出法律方面的建议。可是,那些总经理竟然对这些‘对公司发展明显有利’的建议说‘NO’,有时甚至还会做出一些有损于公司利益的决
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理解那些日本人的想法。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了一本日本推理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只考虑自己仕途的上班族。读完之后,我恍然大悟——这些日本总经理的人生最大目标也是‘让自己在公司里出人头地’,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在公司里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最大程度的逃避有可能对自己的仕途产生阻碍的风险和责任’。

一旦理解了日本人的心里想法,我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顺畅了。从那以后,当我再向日本企业提交文件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像以前一样在文件中写‘我认为某某工程将会为公司带来最大收益’,而是直接面见日本人总经理,向他说明‘根据某某部分的记述,即使这项工程最终失败,您也能避免承担任何责任’。于是,日本人总经理立即笑逐颜开,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就这样,我得到了中国日本商会的高度认可,委托我担任顾问的日本企业也越来越多了起来。

如今,我有绝对的自信能让日本人总经理获得满足,但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律师——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以‘让公司获得最大收益’为目标的顾问律师。其实,面对着众多由我担任顾问的日本企业,我经常在想‘真是太可惜了,本来可以进一扩大这些公司的收益……’。”

这位律师的话,可以说是极为贴切地描述了日中两国间商务往来的现状。如他说所,在生意场上,中国人追求的是“最快、最大的收益”。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中国人,除了日本人之外,全世界的商人恐怕都是这样的吧。

对于日本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逃避责任”。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企业纷纷患上了严重的“日本病”,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当然,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现状。要是换成能够做出合理判断的中国人,他们一定会想“既然已经找到了病因,那只要尽快治病,不就行了”。

【中国缺什么:协调一致的团结精神】

来到北京之后我才知道,会开得越多,同事之间的关系就越差。这是因为,中国的会议上,大家并不是绅士地解决问题,缓和矛盾关系,而是极为不绅士地争权夺利,使问题愈发恶化。

比如,我们公司将某畅销小说的中文版权交给了中国的某出版社,但是后来发现该出版社经常出现“未使用合同规定的封面”“未经原文作者同意,擅自添加他人序言”等等违反合约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会立即召开我们公司内部的会议,协商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同时找出问题完善合同,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但是,在会议上,员工A一般都会说“员工B没有确认封面,这件事是他的责任”,而员工B会反驳说:“是员工A向日方做出承诺,所以应该由他负责”,然后两人你一言我一句地反复强调不是自己的责任,又是甚至还说“以前员工C也犯过同样的错误”,把跟眼前的这件事情毫无关系的其他人也牵扯了进来。

如果反过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情况也是一模一样。比如,一位日本作家委托某中方出版社自费出版自己写的日文图书,并且预购一万册。这对于中方出版社来说,无异于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情。可是当开会讨论“如何出版发行”的时候,他们也会争得不可开交—-“我知道一家印刷厂,价格非常便宜”“不行,那家印刷厂虽然便宜,但是印刷的质量不行,我认识一个印刷厂的朋友,还是交给他们比较好”……

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都是为了公司能够获得最大利益,那么他们无论怎么争执都行,但是在我看来,事实并不是这样—-其实,他们都是利用公司的业务,扩大自己的私人利益。

也许这种情况在“每位员工年薪不同”的外企中十分常见,但是,在日本国内的企业中,这种情况真是闻所未闻。

于是,我干脆下令取消每周一上午的全体会议。然后开始执行“我和员工A”“我和员工B”的这种我与个项目负责人“一对一”的方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我社营业额一路平稳上扬。

【中国人的“非正常”关系】

来到北京半年之后,我终于领悟到了与日本公司相比,中国公司所欠缺的决定性要素,那就是所有人团结一致提升营业额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在中国人的眼中,坐在自己周围的“同事”绝对不是和自己手挽手、肩并肩地提升公司营业额的“战友”,而是要在某一时刻将其排挤掉的“劲敌”,或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

所以,每天下午5、6点下班之后,中国员工也不会像日本员工那样三五成群地去吃晚饭,而是自顾自地去做自己的事情。换句话说,中国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仅仅停留在非常浅薄的表面。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中国读者提出反对,但是,对于我这个在从早到晚都“讲一致”“顾团队”的日本公司里工作惯了的日本人来说,这就是事实。为什么中国人欠缺“一致性”和“团队精神”?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这一点不必讳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陆国家,竞争极为激烈。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虽然两国GDP数值基本相同,但仅从“11比1”的人口比例来看,相同的GDP就意味着中国人需要面对的竞争压力是日本人的十倍以上。

比如,在奥运会上,中国和日本两国在各个项目中的参赛选手数量相同,那么中国选手就需要面对10倍于日本选手的竞争压力。因为日本的乒乓球选手是1亿2000万人的代表,而中国的乒乓球选手是13亿人的代表。

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体育运动,在其他的方面也完全相同。比如,最能代表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最能代表日本的“东京大学”,两所学府每年的新生入学人数都是3000人左右。但是中国的学生要想进入北京大学,却比日本的学生进入东京大学要难10倍以上。当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一位教我中文的法学院学生告诉我说,他是四川省的“高考状元”!那个时候,中国四川省的人口将近1亿,所以他获得了四川省的“高考状元”就等同于获得了日本的“全国状元”!

一旦竞争激烈到了如此程度,估计谁都应该没有心情和其他人“携手共进”了。所以,要想在中国社会里往上爬,那么你就要排挤掉自己身边的人,而且还要排挤那些“被排挤掉的人”的身边的人。

当然,中国也有它了不起的地方,那就是它确立了一个“败者复活”的赛制。比如,一个北京某公司的职员,在公司内部的竞争中惨败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那个人可以轻易地辞去北京公司的工作,然后转投上海的某公司,继续和别人竞争。

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这些年轻人的五花八门的“个性”】

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就曾在面试的过程中滔滔不绝地对我说:“我爸是某省的干部,你们要是录用我的话,你们公司就能获得某省某新区动漫产业基地的股权。这样一来,不光你们公司能赚大钱,你也能升官发财。”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得感叹——他就是最近在报纸等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官二代”啊!后来,我东拉西扯地问了他很多问题,比如他的生活状况、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虽然聊得很起劲,虽然“动漫产业基地的股权”很诱人,但是通过他的言语表达,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极强“自我主义”的人,所以我最终并没有录用这位“官二代”。

除了这位“官二代”之外,还有几位女性求职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一位求职者原来在一家与文化相关的中国国有企业工作,主要负责与日本有关的工作。但是,由于她感觉自己在原来的企业里没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所以准备跳槽到一家日本的公司工作。在面试的过程中,当我问她“特长是什么”的时候,她爽快地回答说“唱红歌”。

这是一个我只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的词语,于是,我饶有兴致地问了她几个关于“红歌”的问题。谁知道,她越说越起劲,后来竟然突然站起来对我说“我唱几句给你听吧”,然后就大声地唱了起来:“万岁!万岁!毛主席!”

对于她那响彻会议室的优美声音,我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唱完之后,她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所以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就像是在听欧美的赞美歌一样。”她嫣然一笑,然后继续说道:“要是我被录用了的话,我就每天用优美的红歌抚平大家心灵的创伤。”可是,很遗憾,她最终没有被我录用。

后来,我又问了另一位女性求职者的兴趣爱好。她回答说“占卜”,接着又向我解释说:“通过出生年月日和手相,可以算出一个人的前世……”说着说着,她突然话题一转:“对了,我帮你算算吧!”之后,她问了我的出生年月日,把数字记在了纸上,然后神神秘秘地算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又看了看我两只手的手相,嘴里念念有词地嘀咕了几句。最后,她终于抬起了头,对着我说:

“我算出你的前世了!你上辈子是蒙古人,住在沙漠的蒙古包里,家里很穷。”

“啊?”

在表达了感谢之后,我礼貌地将她请出了会议室。

之后,我又问了一位女性求职者“自己的长处是什么”

她回答说“我比其他人更有毅力”。同时,她掏出了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上是一位在海边洗海水浴的丰满女性。

“这是一年前的我。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体重180斤。但是,一想到自己会因为太胖而找不到男朋友,也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下定决心减肥。后来,我成功减掉了70斤。我想在贵公司的员工里,应该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有减肥70斤的毅力吧。”

我揉了揉眼睛,仔细地对比了一下眼前的这位求职者和照片上的人——虽然体型的差距很大,但的的确确是同一个人。于是,我请求她把这张照片留给我作纪念。她爽快地同意了。面试结束后,我拿着这张照片问我的同事们:“有这样一个女孩子来面试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结果,所有人的回答都很“淡定”——要是那么有毅力的话,她就不可能会胖到180斤了。我转念一想,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啊。于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录用她的打算。

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国年轻人的“个性”所“雷倒”。

虽然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这些年轻人的五花八门的“个性”。

【中国老板的致命伤】

我曾经看过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一家中国广告公司的主页。其中,令我感到无比震撼的是,这家公司明明只有100人的规模,但是在招聘启事的人数一栏却赫然写着“30人”。

后来,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老板。我问他说:

“最近准备开拓新业务了吗?”

“没有啊。为什么你会这么问?”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

听完我的解释之后,他笑着说:“这对于你们这些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人员流动非常频繁。所以,我们公司虽然只有100人的规模,但是我们仍然做好了随时招纳30人的准备。”

听了他的话,我恍然大悟。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大吃一惊。如果是一家100人左右规模的日本企业,只要没有大量的新业务出现,那么这家公司一般只会招募一位新员工。特殊情况下,最多也只招募两位。

2012年夏,我回到日本之后,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北京工作的三年时间里收到的4500多张中国人的名片。结果我发现,在这4500多人中,到我回国时为止,依然在名片上写的那家公司工作的人仅仅只有25%左右。也就是说,每四个人里只有一个人还留在原公司。而且,留下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公务员或者国有企业的员工,民营企业的员工只占到了10%左右。

而在过去的三年里和我交换名片的日本人中,辞职的民营企业员工的人数比例为10%左右。换句话说,根据我的初步计算,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民营企业的职工没辞职的比例和日本人辞职的比例一样。

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选择辞职呢?

这是因为无论中国人有多么强烈的团队精神也比不上日本人。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团队精神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成为老板”的想法。

在北京工作的这三年时间里,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中国老板。在饭桌上,很多中国老板都会一边大口大口地品尝着美食,一边对我说: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要想让虫变成龙,就必须采取‘论功行赏’和‘杀一儆百’的方法。也就是说,像秦始皇那样采用法家的思想才是中国企业的正道。”

“如果在中国实行像美国那样的全民总统选举,那么13亿中国人没有一个会在选票上写候选人的名字,而是都写上自己的名字。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宁为鸡头不做凤尾’。所以说,中国人都想成为‘人上人’!”

所有中国人都想当老板——随着和中国人接触机会的增多,我越发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同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中国公司里都是老板一言九鼎”,那是因为除了老板之外,公司里的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权力可言。

中国人容易辞职的第二个理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机会随之越来越多

在球场上,国安的球员表现出了对“个人进球”的强烈欲望。即使是在“自己进球概率仅为10%,传给队友后,队友进球概率为50%”的情况下也会选择“不传球、自己射门”。在日本的职业足球联赛中,如果某位球员连续两次做出这种“自私”的事情,那么他就会被立即换下场。可是,几乎所有的国安球员都想“自己射门”,所以结果就像冯军董事长所说的那样——北京国安队无法成为亚洲的头号强队。

后来,我又问冯军董事长说:“这样的中国企业今后能够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吗?”

他回答说:“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这就相当于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化。在中国,如果在和自己同桌吃饭的人里有一位回民,那么在点菜时,谁都会礼貌地不点猪肉。但是,在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里就没有这样的礼法,所以这个国家一般都会具有排斥外国企业的倾向。”

日本缺什么:年轻人的力量】

话说日本这个国家,在长达700年间的武家社会,特别是武家社会后期的江户时代(1603—1868年),受到当时的国学——儒家学说的影响,继承了“年功序列”的传统。对于辈分在自己之上的人,日本人习惯使用“另一种日语形态”——敬语。所谓的日本社会,其实就是将2500年前孔子所提倡的“长幼秩序”严格固执地延续至今的社会。

所以,日本人典型的人生规划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渐上扬的趋势。比如22岁或23岁大学毕业到大企业就职、30岁成为系长、40岁成为课长、50岁成为部长、55岁成为董事、60岁成为社长。这一发展过程与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的说法是相互吻合的。

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二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任何职位官衔,只是最底层的工薪阶层。然而在我的青年时代,没有的只是地位,年轻的精力和能量是无穷无尽的。当时身处泡沫经济鼎盛时期的我们都天真地相信“世界是我的所有物”,每天过着嬉笑、怒、骂的多彩生活,正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中国缺什么:“细腻的技术”】

有朝一日,日本的技术会不会被中国所赶超呢?”

总经理们短暂地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说:“高科技这种东西,从零开始追到90也很难,可是要想从90追到100,那可真是‘难于登天’。所以,在今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只要日本不断努力向前,在技术方面,中国不可能超越日本。毕竟日本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最新的高科技。”

如果邓小平把“实现中国的技术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不多’”作为中国在通往技术大国道路上的第一步目标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5周年之后的今天,这个目标算是实现了。那么,从今以后,中国一定会像“2010年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那样,将“在高科技方面超越日本等发达国家”作为下一个目标。当然,在这些日本一线企业总经理看来,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前路将会非常坎坷。

我非常理解这些总经理的想法。因为在我所属的出版界中,也有相同的状况。在“杂志”这一范畴内有一种以介绍女性时尚和化妆品为主要内容的“女性杂志”。日本和法国、美国并称“世界三大女性杂志大国”,其中,日本的地位在亚洲无可撼动——由于有着相同的黄种人皮肤,所以日本女性杂志中出现的内容适用于所有的亚洲女性。而欧美女性杂志中出现的内容,比如欧美的超模身上穿的服装或者用的化妆品,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在中国女性身上就不适用了。因此,日本女性杂志在亚洲非常受欢迎。

在这样的女性杂志的世界里,中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追随日本的脚步,陆续出版发行了一些女性杂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瑞丽》杂志就是在1995年引进了日本“主妇之友社”旗下杂志“Ray”的版权内容而创刊的。据“主妇之友社”的老员工回忆说,当时中文中并没有“化妆师”“造型师”等等在女性杂志中频繁出现的词语,所以《瑞丽》编辑部的编辑们只好一边向日方请教,一边创造中文里的“新词”。

后来经过了大约18年的时间,如今的《瑞丽》已经发展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女性杂志。“瑞丽”品牌旗下杂志数量已经达到了5本,而且每本都能带来巨大的广告收益。

那么,如今的《瑞丽》是在用中国本土的内容与其他杂志竞争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瑞丽》旗下的5本杂志中,有4本依然引进了日本杂志的版权内容,另外1本引进了意大利杂志的版权内容。而那4本引进了日本杂志版权内容的杂志依然在用日本模特的图片做封面,里面的内容也是翻译了日本杂志的内容。

但是,翻译的内容已经在逐步减少了,目前主要集中在日本原刊的封面和前几页的大选题而已。按比例来说,翻译的内容仅占日文杂志全文的10%到20%左右。

这个比例正好和中国日本商工会里的企业领导们所说的“90%和10%”的比例不谋而合。

也就是说,《瑞丽》也只完成了“追赶到90%”的第一阶段目标,“追赶剩下的10%”的第二阶段目标还没有完成。

在我看来,“剩下的10%”包括了模特的姿势、崭新的版面设计以及时装的穿着方法等等。比较一下日中两国的女性杂志的大选题特辑,即使是像我这样的男性“非目标读者”也会觉得两者有些“不一样”。如果非要选出更好的一方,那我肯定会选择日本的特辑。